墓礼什么意思-墓礼西装定制

墓地需要什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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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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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ù dì]

埋葬人的地方；坟地主要是指人去世后，将遗体或骨灰式遗物统一集中到一个统一的地点。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文明和进步。

中文名

墓地

外文名

Cemetery

用 途

埋葬人的地方

分 类

宗族墓地/家族墓地等

著名墓地

昭陵/乾陵/明十三陵等

墓地管理员

从事墓地维护管理，提供安葬等

目录

1级别分类

古代王侯

宗族墓地

家族墓地

特色墓地

公共墓地

2帝王墓地

依山为陵

昭陵

乾陵

北宋帝王

明十三陵

清东陵

孝陵

3新闻

资源紧缺

引争议

经营叫停

4管理员

简介

工作内容

5价格解析

6使用年限

7涨价狂潮

1级别分类编辑

古代王侯

有些也可称为皇陵，这是由权力而形成的。

宗族墓地

指安葬同一信仰或思想人员地方。

家族墓地

指安葬自己家庭有关人员的地方。

特色墓地

指因为某个特定事件或战争等因素造成，而设立的安葬有关人员的墓地。

公共墓地

指是安葬社会各界人士去世后的地方，一般来说没有什么特殊要求。

墓地

帝王陵墓

2帝王墓地编辑

依山为陵

唐朝帝王陵墓区，分布于关中盆地北部，陕西渭水北岸之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蒲城一带山地，东西绵延三百余里。唐陵的特点是“依山为陵”，不象秦汉陵墓那样采取人工夯筑的封土高坟，而开“山陵”之先河。十八座唐陵中，仅献陵、庄陵、端陵位于平原，余均利用天然山丘，建筑在山岭顶峰之下，居高临下，形成“南面为立，北面为朝”的形势。

昭陵

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22公里的九峻山主峰，九峻山山势突兀，海拔1888米，南隔关

昭陵

中平原，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东西两侧，层峦起伏，沟壑纵横，愈加衬托出陵山主峰的险峻雄伟。除了四周山峦的护卫之外，更有泾水环绕其后，渭水萦带其前，山水具佳，愈加显得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由昭陵主峰迤逦而南，有167座功臣贵戚陪葬墓，占地约30万亩。李世民的玄宫居高临下，陪葬墓列置两旁，衬托出昭陵至高无上的气概。

乾陵

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陵，坐落在乾县西北的梁山上。据《新唐书.高宗本纪》记载，李治于光

乾陵

宅元年（684年）葬于乾陵，神龙二年（706年）重启乾陵墓道，将武则天合葬于墓中。梁山海拔1049米，呈圆锥形，山巅三峰耸立，北峰居中最高，即乾陵地宫所

在，为陵之主体，与九峻山遥相比峻。南面两峰较低，东西对峙而形体相仿，犹如天然门阙华表捍陵。上面各有土阙，望之似乳头，俗称“山”。梁山东有豹

谷，西有漠谷，整个地势似一个头北脚南仰卧在大地上的人体。乾陵因山为陵，以山为阙，气势雄伟，规模宏大，陵园有内城外成之分。内城的南、北、东、西城垣

基址程度分别为1450米、1450米、1582米和1482米，城垣均为夯筑而成。内城四面各开一门。陵园内有石刻群，除内城四门各有一对石狮，北门立六石马（今存一对）外，其余石像均集中排列在南面第二、三道门之间……从南至北，计有华表、翼兽、鸵鸟各一对，石马及牵马人五对；石人十对，还有无字碑、述圣碑和六十一个“蕃酋”像，丝毫不减皇宫之气派。

北宋帝王

从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永安陵起，至哲宗赵煦的永泰陵止，共计八陵，集中于河南巩县境内洛河南岸的台地上。陵区以芝田镇为中心，在相距不过十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当大的陵区。 北宋王朝建都开封，陵区却设在巩县，远离京师汴京，其主要原因是这里山水秀丽，土质优良，水位低下，适合挖墓穴和丰殓厚葬。陵区南有嵩岳少室，北有黄河天险，可谓“头枕黄河，足蹬嵩岳”，是被风水家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之地。

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

明代以后，风水学特别重视关于山川形胜的形法，因而明清两代的帝陵风水格外讲究，加之建筑的配合，皇陵的选择与规划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明十三陵

位于北京西郊昌平县北十里处，自公元1409年开始修建长陵，至1644年明朝灭亡，十三陵的营造工程历经二百余年，未曾间断。燕王朱棣在南京登上帝位以后，即打算迁都北京。永乐五年（1407年），皇后许氏，朱棣没有在南京建陵，而是派礼部尚书赵江和江西风水名师廖均卿等

人去北京寻找吉壤。

朱棣派出的人马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选择的地方。据说，最初选在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猪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

犯地讳不能用。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因后面有村叫“狼口峪”，猪旁狼则更危险，也不能用。也曾选过京西的“燕家台”，可“燕家”与“晏驾”谐

音，不吉利。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的余地，也未能当选。到永乐七年，选定了由江西风水师廖均卿等人选定的这片陵区。

清东陵

位于京东燕山南麓的遵化马兰关附近，它北依昌瑞山，南屏金星山，东傍鲇鱼关，西依黄花山，共有陵墓14处，葬150多人。 关于东陵的选址，流传着一段顺治帝亲自卜地的故事。自从顺治皇帝进了关，在北京立都坐殿后，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和叔父多尔衮就派人四处选陵地，先后有两批钦天监大臣和风水名师来过京东一带，他们均看中了这块宝地，回京禀报皇帝后，顺治帝非常高兴，表示要亲自前往审视。时隔不久，顺治皇帝由众多侍卫大臣和八旗健儿簇拥着出外狩猎，他们一路纵马扬鞭来到了京东的燕山山脉，跃上了凤台岭之巅。顺治帝登高远眺，向南望，平川似毯，尽收眼底。朝北看，重峦如涌，万绿无际。日照阔野，紫霭飘渺。真是山川壮美，景物天成。顺治帝前瞻后眺，左环右顾，发出由衷的赞叹。他反身下马，在凤台岭上选择了一块向阳之地，十分虔诚地向苍天祈祷，随后相度了一块风水相宜的地势，对左右的侍臣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说着，将手上佩带的白玉扳指取下，扬下山坡，道：“落地之处定为穴”。于是群臣在扳指停落的地方打桩作记。后来，当真在这里建起了清东陵的第一座陵寝，即顺治皇帝的孝陵。

孝陵

背靠昌瑞山主峰，左右两翼为天然砂山，整座山陵北高南低，顺势而布，节奏鲜明，气势雄伟。为了防止汛期山洪冲毁陵墓，不仅在建筑之下打桩加固，而且修建了整套的排水系统。

地上利用天然的倾斜地势设置了排水明沟，使雨水排泄通畅。陵区之水通过明沟暗渠，全部汇集于隆恩门外的神路桥下，再由两边水道顺势排泄出去。可见孝陵风水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选址的科学性和建筑技术的高明。

古代的风水选址，除了生态、实利功能以外，还是一门艺术，其对环境景观的组织是十分重视的。在古代，万物有灵的观念导致了山川自然崇拜，并逐渐发展成为敬

祀天地日月山川的国家祀典。人们崇尚自然，热爱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又指导着人们以人的精神、人伦道德及社会秩序拟态于自然，并以此寄托他们的生

活理想。所以在风水的观念中，也常包含着一种追求优美的、赏心悦目的自然和认为环境思想。

清西陵和清东陵，是满清十三皇朝入关之后所建造的东西相互辉映的两大皇家陵园区。

清西陵是雍正皇帝在位之时御定的风水宝地，皇家陵寝。陵区里有道光皇帝用金丝楠木构建的殿堂，结构全用卡榫，不用一

钉，以精致取胜，虽然巧小，造价最贵。是龙袍上有破补钉，以节俭出名的皇帝的陵寝称为慕陵。而在慕陵右边隔邻一千米处，自1988年兴建了民政部特许的华

陵，占地一千亩，已经开发建设的有200亩。

华陵地理风水特佳。陵前区左边有龙山，如卧龙委婉盘延千米，右边有虎山，犹如一只躺着的老虎蓄势待发。是所谓的龙磐虎踞。中间就是古风水墙遗址和进入陵园区的牌坊大门。

陵区外有传说中24孝的王祥卧冰求鱼的易水河由右向左缓缓流动譬如玉带河。除了千里冰封的季节，不曾断流。

陵区前远处有罩山华盖山，形如笔架金元宝。笔架喻运帐帷幄，主官运亨通，元宝喻金玉满堂，主招财进宝。

陵区后远处有更高的永宁山，就是清西陵背靠山，高高的屏障，西起嘉峪关，蔓延千里，犹如一条巨大的长龙，经过这里把龙头伸入黄河内饮水。

华陵陵区的中轴线，是仿雍正皇帝泰陵的子午线，这子午线与正南正北线偏离近5度。就是在学着皇陵的雍正皇帝，嘉庆皇帝，道光皇帝，光绪皇帝，脚踏华盖荣华富贵共枕永宁山。

华陵地理形势属于前有罩后有靠，依傍皇家灵气，无美不收的风水格局。

华陵经历20年经营，气势磅礴，绿意盎然，主园区辟有将军园，安葬对祖国有卓越贡献的将军们。

华陵牌坊是仿台北市中正纪念堂的大中至正牌坊的造型，雕塑，色彩构造的，用整条整条曲阳开采的草白玉石卡榫。不用一

钉砌构而成。虽不庞大，却是精致。造价高昂，却是满足。华陵20年前就有这样的构想，说明华陵有着某种的期待着有一天。海峡两岸来往频繁融洽新局面，可以

开展对台湾同胞的服务，华陵维系和发展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中华情服务于斯开始，千年等一回的机遇终於到来。可以为许多没能完成返乡心愿的台湾老兵，在这一

刻把梦想都化作真实。可以落叶归根，入土为安。

华陵的祭坛，是仿北京天坛的祭坛建造的，一样的尺寸，一样的材质，站在中间发话，一样有良好的回音效果。希望华陵的篇章所谱出来的曲调，会触动知音的心弦，得到良好的回音效果。引发共鸣，为前辈先贤共同贡献一份心力。为先人选择一处最好的风水，福泽子孙。

关心华陵地理风水的团体，组织或个人，华陵提供北京到清西陵旅游考察的免费一日游。参观华陵风水篇章。

联络地址：易县清西陵小龙华村华陵路1号

3新闻编辑

资源紧缺

南京每年去世3.6万人，80%市民为先人选择了传统的墓地葬式，其他市民从节地等角度考虑，有的选择了来殡葬改革部门推广的树葬、壁葬、花坛葬、可降解式生态葬等葬式，也有少部分人选择了江葬的绿色葬式。

但多数人的传统葬式对土地资源的占有相当可观。以每年2.88万人选择墓地安葬计算，连同墓地周边的土地，每具墓穴约占地3个平方米，全市市民需要墓穴的土地为8.64万平方米，约130亩土地，10年就是1300亩，按照墓地最高使用20年的相关规定，20年就需要2600亩。[1]

引争议

有媒体报道，少林寺在供奉历代高僧的塔林西侧，修建了一座神秘地宫，可能会进行市场化运作，出售给

少林寺塔林

居士作为未来「居所」之用。对此，国家宗教局有关官员今日接受本报询问时表示，宗教场所还是应以宗教活动为主，不要太过商业化，应该适度开发。该官员亦表态，少林寺一直在利用自身的长处，做服务社会的一些探索，不能随意将少林寺的做法扣上「商业化」的帽子。日前，少林寺寺务处办公室发表声明，对少林寺「卖墓地」商业化一说做了否定。按照规定，在遗产保护范围之内，少林寺不便随意增加灵骨塔，尤其是普通僧众的灵骨塔，而地宫的修建就是为解决少林寺当前普通僧众未来安放灵骨的专属场所。[2]

经营叫停

在2010年4月30日召开的长沙市殡葬管理工作暨农村公益性墓地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上，因违规经营，长

凤凰山陵园

沙县跳马乡的凤凰山陵园、干杉乡的天宇陵园被责令停止一切经营活动。

已施行的《长沙市农村公益性墓地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农村公益性墓地是为当地村民提供骨灰安葬服务的公共设施，属社会公益事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得对当地村民以外的亡人员提供墓穴用地，而长沙县跳马乡的凤凰山陵园、干杉乡的天宇陵园，违规向本地村民以外的其他人员提供墓穴用地，开展规模经营。

市委常委、副市长张迎龙表示，市财政将提高公益性墓地的补助标准，。已经转让、承包的公益性墓地，必须立即停止销售，收回管理权；已引进社会资金建设的公益性墓地，必须停止一切经营活动，清退社会资本；违规建设的公益性墓地，要立即停工，进行整改。继续违规经营或建设的，要追究相关领导和责任人的责任。[3]

4管理员编辑

简介

墓地管理员是从事墓地维护管理，提供安葬、祭奠服务的人员。墓地管理员必须具有思维敏捷，口齿清晰，语言表达能力强；具有一定的观察、分析、判断及较强的沟通、应变能力。

工作内容

从事的工作主要包括：

(1)为客户提供建墓所用建筑材料的品种、用途、性能和价格的咨询和建墓服务；

(2)根据本地区主要民族和宗教信仰者埋葬遗体或骨灰的方法和礼俗，提供葬礼和祭奠服务；

(3)遵照有关碑文内容及碑文的格式、写法，提供立碑服务；

(4)建立和管理墓地业务档案；

(5)管理维护墓地园区，进行环境绿化和美化。

5价格解析编辑

一般来说，不同的公墓价格也不同，但是，墓地价格空间由哪些因素构成呢？[4]

1.地理位置因素

地理位置是针对不同墓园来说的，指的是距离市区的远近和交通条件的优劣。一般来说，距离市区近的，土地价格较高，墓地价格也自然要高；反之，距离市区较远的，土地价格较低，墓地价格也自然较低。

地理位置对价格影响的另一个因素交通条件。距离主要公路较远，交通不便的，价格较低，靠近主要公路的价格较高。

2.墓地环境

现代墓园建设都讲究园林化、人性化，进入墓园让人感觉到像进入公园一样。而当初的墓园选址又大都在条件较差，不适宜

种植农作物的山丘上，这就需要对原来的环境进行人工改造。如对山丘进行梯田式的平整，开挖河流或建设人工湖泊，种植树木等等。这类人工改造项目的成本也都

要摊入到墓地价格中。因此，墓园环境建设得越好价格也越高

3.占地面积

在同一墓园内，占地面积越大，价格越高；占地。面积越小价格越低。但占地面积并非与价格成正比。一个一平方米的墓地

与一个四平方米的墓地比起来，前者的价格并非只是后者的四分之一。因为占地面积越大，所需的地面装饰越多，自然价格也越高。四平方米的墓地算起来，总价格

可能达到一平方米墓地价格的八至十倍甚至更多。

4.墓碑与墓基

墓碑与墓基等墓地地面建筑装饰对墓地价格的影响最大。影响墓碑价格的主要因素有：墓碑的大小、材质、是否是地产材

料、雕刻复杂程度等。另外，墓园本身自有墓碑加工部的，墓碑价格要比外委加工定制的墓碑价格要低一些。而靠外委加工墓碑的墓园，为了降低成本，往往是成批

定制的定型产品，用户的可选范围较小。如果用户自己设计，则需要较大的花费。

5.墓地服务

质量也是影响墓地价格的一个方面。一个管理和服务较好的墓园，可能给用户提供的服务较多，如交通服务、购墓指导服务、代客祭扫服务等等。同时不仅需要更多的服务人员，也需要服务人员有较高的素质，当然成本也较高。

6.墓穴位置

在同一墓园中，不同地点的墓穴会有不同的价格。一般来说，处于低洼处的墓穴，价格较低，地势较高、干爽的墓穴，价格较高。同时，墓穴周围的环境情况也会影响墓穴的价格。如，墓穴前方为大片的开阔地，能看到较好的风景等，都会使价格上升。

7.民俗心理

民俗心理也是影响价格的一个因素。俗话说“物以稀为贵”，大家都相中的墓穴会使价格上涨。而在人们心目的中的好墓地、好墓穴，往往与人们的民俗心理有关，即人们常说的“风水”的好坏。一般地，“风水”越好的墓地、墓穴价格越高。

6使用年限编辑

新华社北京2012年4月4日电民政部有关负责人4日说，墓地使用期限与其土地性质和使用年限有关，一般为50年或70年。有媒体报道称“墓地的使用期限为20年”，这种提法存在误区。

据介绍，墓地使用期限与其占用的土地使用年限一致，所谓“20年”的说法不是指墓地的使用年限，而是指护墓费以20

年为一个缴费周期，只要按期交纳护墓费用，即可继续使用墓地。土地使用年限到期后，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处理，如果土地使用年限延长，其土地上的墓地使

用年限应自动延长。

这位负责人表示，按照《公墓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经营性公墓的护墓费一次性收取最长不得超过20年，这是从保护群众

利益和方便群众缴费的角度提出的限制性缴费周期。购墓者在签订墓地使用协议时，一定要确认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对护墓费的缴纳周期、价格以及各自的责任作出

明确规定，对不履行协议的一方，另一方有权根据协议的约定进行处置。

7涨价狂潮编辑

财

经评论员郭施亮指出，近几年全国各地的墓地价格掀起了一场涨价狂潮。以厦门为例，墓地最高售价已经达到每平方米2.2万元；在西安，大部分墓地售价在

1.5万元左右；而在广州、北京、青岛等地的墓地售价也达到了5万元以上！不少人感慨，在国内可谓是学不起、病不起、住不起，甚至是不起。而造成墓地暴

利现象主要有以下因素造成;

第一、从众消费观念的影响。虽说各地墓地掀起了涨价狂潮，但是事出必有因。国人长期积聚的从众性消费观念也是导致墓

地持续涨价的原因之一。正如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地开始抢购板蓝根。被赋予了“万能神药”的板蓝根一下子就成为了全国疯抢的药物。国人的从众消费观念也在很

大程度上加快了相关品种的涨价速度。

第二、投机行为扰乱了墓地价格的正常运行。前一段时期，房地产价格受到投机客的疯狂炒作，从而导致了百姓“住不起

房”的结局。随着管理层开始加大力度打击房地产的投机性行为，这一批投机客也开始寻找新的涨价品种。墓地作为潜在的增值物，自然成为了投机客恶炒的对象。

根据数据统计，北京、西安等大城市每年墓地涨幅达到20%以上，远超股市、理财产品等投资渠道的投资收益。相比起房地产市场，近几年墓地市场更显优势。以

去年为例，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6.2%，较2011年回落11.7%。而作为更有增值潜力的墓地市场，每年却保持着20%以上的涨幅，可以说墓

地是追赶货币贬值的最佳投资标的。

第三、权力寻租，造成的利益输送现象，也是导致墓地价格快速上涨的主因。部分地方支撑着当前暴利式的墓地经营，相关利益者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轻易获取税收优惠、经营审批等等。另外，也有不少经营者以转换墓型等手段进行间接式涨价，最终获取暴利。[5]

什么是丧葬陵寝？

贵极人寰的皇帝，在吃人喝血的基础上，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遗憾的是他还是大限有期，难免一。为了寻求不，他们依仗权势，“上穷碧落下黄泉”，想找到一种长生不的妙术。秦始皇命齐人徐市率童男女数千人，前去东海传说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寻找不之药，然而，一去后奋如黄鹤。接着又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之；复又遣燕人卢生入海。卢生无效而还后，又说动秦始皇作微行以辟恶鬼而迎真人。始皇恶言，因此，虽病甚，仍牢牢地握着权力不放，对后事毫不作安排。于是而有胡亥、赵高的政变。汉武帝也有追求长生的狂热，“尤敬鬼神之祀”。对所有方士们所献的各种长生之术，他都谨守奉行，甚至执迷到明知受骗，而甘愿一而再、再而三地诚心诚意上当。一大批大言欺人的骗子就是利用他热衷而轻信长生术的弱点，以售其奸，获取好处。他最企慕黄帝。据说，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鼎成，天上有龙垂须而下迎黄帝，他便乘龙升天，群臣后宫攀龙而上者七十余人，后人名其处日鼎湖。汉武帝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曾感慨地说：“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耳！”到了他的晚年，终于有所醒悟，他自责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后世的皇帝中，有服药石以求长生的，“服食求长生，多为药所误”，唐太宗就是其一。有佞佛道以求延寿的，梁武帝、明世宗都是其类。这一切自然都是虚妄。因此，他们中很多变得现实起来，采取了及时行乐的态度，酒荒、色荒，无所不用其极。元顺帝就是一个例子。有西蕃僧伽磷真对他建议：“陛下虽尊居万乘，富有四海，不过保有现世而已。人生能几何，当受此大喜乐禅定。”大喜乐禅定就是一种房中术。元顺帝立即接受这个建议，广取妇女，惟*戏是乐（《元史》卷二○五《奸臣·哈麻传》）。元朝的多数皇帝都是早，主要是荒*过度造成的。

皇帝称崩。《白虎通》：“天子称崩何？别尊卑，异生也。天子日崩。大尊像。崩之为言，崩然伏僵，天下抚击失神明，黎庶殒涕，海内悲凉。”（卷十一）礼：天子称崩，诸侯日薨，大夫日卒，士日不禄，庶人日。封建社会的等级差异，真可谓至不渝。对皇帝的，还有种种说法：“晏驾”，晏，迟也。谓皇帝的大驾不似常朝出临，而是晚出，以喻其不存在。“鼎湖”，就是用黄帝鼎成上仙的典故。“大行”，对它的解释颇不一致。《风俗通》说：“天子新崩，未有谥号，故总其名日大行皇帝也。”《周礼谥法解》：“谥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故“大行”即指其有大德行，当受佳谥也。另一种说法，“大行”者，往而不返之意。《史记·集解》（卷十一）即持此说。“登假”或“登遐”，《礼·曲礼》“此谓天王崩而遣使告天下万国之辞也。登，上也；假，已也。言天子上升已矣，若仙去然也”。“上宾”、“宾天”，意思也是指仙去。

皇帝驾崩，天下百姓皆应为之服丧，称国丧、国忌。宋代国忌，大臣须赴佛寺行香，禁止音乐，禁刑，不视事。清代国忌，天下臣民百日不雉发，服缟素，禁音乐百戏及婚嫁。有关皇帝的葬丧制度，范晔《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得很详细。凶礼在五礼中序列第二，然至唐初，移居第五，“而李义府、许敬宗以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国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礼阙焉”（《新唐书》卷二十《礼乐十》）。事实上，从《晋书》开始，丧敛、山陵制度，已付阙如。显然，这是因为具体的记载，容易泄漏陵藏的秘密，而启盗发之患，所以有意保守秘密。因此，许多具体情况，我们今天已不太清楚了。

据《后汉书》所记，老皇帝病，称“不豫”。“不豫”者，不豫言，不豫政也。太医进药于尝药监，近臣中常侍小黄门以十二倍的药量尝服，怕的是有人进鸩。皇帝，从东汉的中晚期开始，即由皇后诏令三公典理丧事。百官皆衣白单衣，白帻不冠。宫门和城门紧闭，北军戒严。礼：天子三日小敛，七日而殡，七月而葬。汉文帝遗诏：天下吏民出临三日皆释服，自崩至葬凡七日，后来的葬期都大为缩短。对皇帝的尸体，按礼仪沐浴，饭含珠王，敛以缇缯十二重，套上金缕玉衣，即所谓玉匣。它足以玉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腰以下以玉为扎，长一尺二寸半为押。下至足，亦缝以黄金缕。敛毕、停柩于两楹之间，群臣临哭。随即皇太子即位于柜前。然后开宫门和城门，罢屯卫兵。百官定五日一临哭，同时也发民临哭，直至出殡。据明人沈德符所记：“本朝大行皇帝、皇后初丧，每寺各声钟三万杵。盖佛家谓地狱受诸苦者，闻钟声即苏，故设此代亡亲造福于冥中，非云化者有罪，为之解禳也。声钟一事，累朝皆见之诏旨。盖自唐宋以来，相沿已久。惟冥镪最属无谓，今贵贱通用之。如周世宗发引，以楮为金银裸，黄者名泉台上宝，自者谓冥游亚宝，已为可笑。至宋高宗梓宫就道，百官奠用纸钱差小，孝宗不悦。谏官云：‘纸钱乃释氏使人以过度其亲者，本非圣主所宜。’孝宗曰：‘邵尧夫何如人？祭先必用纸钱。岂生人处世如汝辈，能一日不用钱乎？’则此亦相沿故事，本朝虽用而不以此相高，贤于前代多矣。”（《万历野获编》卷二《大行丧礼》）纸钱始于唐玄宗时的王玙，这的确是一大“创造”，纸币的行用，很难说不是从中找到启示的。

皇帝的棺柩称梓宫。《风俗通》：“宫者存以所居。缘生事，因以为名。”礼，天子殓以梓器，故日“梓宫”。又有“攒宫”之名。《礼记·檀弓上》：“天子之殡也，节能涂龙，以停，加斧于车盾上，毕涂屋。”郑注：“菆木以周龙輴，加椁而涂之。天子殡以輴车，画辕为龙。”鼓，丛也。斧即黼，白黑文也。輴吾车即载柩车。这种葬法，《后汉书·礼仪志下》称之为“黄肠题凑”。“题”，头也。“凑以头向内，所以为固也。”“汉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为方城，其中开四门四通，足放六马。然后错浑杂物、扦漆、缯绮金宝、米谷，及埋车马、虎豹、禽兽。”元帝葬，乃不用车马、禽兽等物（同上王注引《皇览》）。1974年所发现的北京大荷台西汉燕王刘旦墓，就是用万五千以上的黄心枯木，以头相攒，重叠垒堆在棺椁的周围达三十层。刘旦只是一个罪废的亲王，其墓葬规模之大，已足让人惊叹。黄肠题凑的葬式延续到什么时候？《晋书·礼志》说，魏晋以来，丧礼大体同汉，但已多所简省。（卷二十《礼中》）估计这时已不再行，大概可以肯定。

皇帝的坟墓日陵、陵寝。古王者墓而不坟，坟者，聚土使高也。春秋以来，始有称丘者。既谓之丘，必是因山而高大者，但可能仍是特例。秦国王者则多以陵称。秦始皇即位，就在新丰西南十里的骊山建造陵墓。“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停。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减皆知之，减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闻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树草木以象山。”（《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称始皇陵。据刘向所述，其陵“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宫厂，生薶工匠，计以万数。”（《汉书》卷三六《刘向传》）贾山则谓其葬乎骊山，吏徒数十万人，旷日十年。下彻三泉，合采金石冶钢锢其内，漆涂其外，被以珠玉，饰以翡翠。中成观游，上成山林，为葬惑之侈至于此”（同上卷五一《贾山传》）。始皇墓的营建，费时三十七八年，单是土方量就达50，714，945，97立方米，墓壁砌石面积5，9，2平方米，建筑铺瓦300万平方米以上。（王学理《秦始皇绫研究》）其规模之大、墓藏之富，我们从今天考古的测量与兵马坑发掘，就可以窥见一斑。项羽人咸阳，“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人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樟”同前《刘向传》）。后赵石虎时，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铜柱，铸以为器《晋书》卷一○七《石季龙下》）。

汉因秦制，坟土为陵，置国令，掌守陵园，案行扫除；校长，主兵成盗贼事；食官、令，掌望晦时节祭祀。又有均官，为主山陵上稿输入之官。园令及均官均属太常。《汉旧仪》：太常月一行陵八参见汉书·百官公卿表七上》、《后汉书·百官志二》）秦始皇开始，就在骊山设丽邑，一次就徙来三万家。汉代亦大徙富豪之家于陵邑，以达到内实京师、外消奸滑和守护陵邑的目的。

汉朝的皇帝从即位的时候就开始张罗陵墓的修建。《后汉书·七仪志下》引《汉旧仪》：“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员，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武帝坟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肠题凑。”所殉明包括所有生活用品、武器、乐器、车骑等等。武帝的茂陵，规模最，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一百九十余种。（《汉书》卷七二《贡禹传》）所敛玉匣，上面皆镂为蚊龙、鸳凤、龟麟之象，世谓之交龙玉匣。（《西京杂记》卷一）世传汉文帝躬行薄葬，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陵。（《汉书》卷四《文帝纪赞》）故赤眉军人长安，大发西汉诸帝陵，取其宝货，污辱日后尸体，惟霸陵则得免。迨至晋憋帝建兴年间，盗发霸陵、杜陵（汉宣帝陵），多获珍宝。帝问索林，为什么汉陵墓中财物如是之多？索林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武帝飨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亦百世之诚也。”（《晋书》卷六十本传）文帝在遗诏中明言薄葬，为什么实际上也是财物甚多，大为晋愍帝所惊异呢？顾炎武《日知录》引梁氏所考：霸陵曾三被盗掘：一见于《汉书·张汤传》，谓盗发孝文园瘗钱；再见于《风俗通》，谓霸陵虽薄葬，亦曾遭盗发；其三即《晋书·索缣传》所载。梁氏以为，其中金玉珠宝，“必景帝为之，不依遗诏瓦器之制。事秘莫知，史不得录耳！”同书注引杨氏曰：“非孝文之不能尽除，或景帝之陷亲于不义耳！”（卷十五《厚葬》）沈钦韩注《汉书》，亦认为是“帝后臣子违其素志”（《汉书》卷四《文帝纪》注）。惟赵翼引唐虞世南疏言，谓汉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贡赋，以一分人山陵。他认为此固先事储备，多人贡赋以实陵中，乃汉家制度，故陵中藏物已多。（《陔余丛考》卷十六《汉时陵寝徙民之令》）从索綝所说的汉武享国久，故茂陵中不复容物的说法来看，赵翼的意见是正确的。所谓“薄”，只是比较而言。遗诏用瓦器殉，原不废历年贡赋之人藏也。

陵园中建有寝殿，故俗通称陵寝。秦始皇起寝于墓侧，以象人主生前之前有朝、后有寝。汉因秦制，故陵皆有园寝，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盖古寝之意（《通典》卷五二《礼十二·沿革十二·吉礼十一》）。“今洛阳诸陵，皆以晦望、廿四气、伏、社、腊及四时日上饭，太官送用。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独断》下）这些守陵的宫女都是皇帝后宫的宫人。这一制度是汉武帝开始的。“汉武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又尽以后宫女置于园陵”（《汉书》卷七二《贡禹传），以奉侍去的皇帝。三代以前无墓祭。园寝之制行，始有上陵之礼。

曹操儆盗陵的事实，又以通达视生，故提倡薄葬。建安十年，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宋书·礼志》）；对丧礼也进行简化。也“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王铜铁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黄初三年，自作终制，痛切陈辞，说：“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乃至烧取玉匣金镂，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他要求“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材，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糯玉匣”（《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魏武（曹操）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文帝以为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资治通鉴》卷十七胡注引沈约日）。西晋诸帝皆不封不树，敛以时服，不设明器。江笠初，百度草创，山陵奉终，备极省约。正如惠帝时尚书裴頠所说：“大晋垂制，深惟经远，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是以丘坂存其陈草，使齐乎中原矣！”（《通典》卷一六六《刑法四》）

唐代的陵丧制度却在很大程度上回复到汉制。李渊，太宗》依汉长陵（刘邦陵墓）故事，务存崇厚。经过虞世南等的切谏，最后达成折衷方案，群臣提议：“汉高祖长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又文、魏文并不封不树，因山为陵。窃以长陵制度，过为宏侈；二文立规，又伤矫俗。光武中兴明主，多依典故，遵为成式，实谓攸宜。”导到太宗的首肯。（《通典》卷七九《礼三九·沿革三九·凶礼一》）太宗昭陵凿九嵕山而成。根据他生前的指示，“足容一棺而已，务从俭约”。“因九嶝山层峰凿山南西，深七十五尺为玄宫，山旁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切，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玄宫，门顶上亦起游殿。”（《文献通考》卷一二五《王礼廿》从工程上看，实际上是巨大的。五代朱梁时，温韬尽数发掘辖境内之诸唐陵，以取珍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为铁匣，悉藏前世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新五代史》卷四十《温韬传》）足见所谓俭约，绝非实事。所殉之钟、王手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帖》，其价值更远非珠玉珍宝所能比拟。太宗把它来殉葬，是对宝贵文物的毁灭，是比浪费更严重得多的毁坏民族文化的犯罪行为。乾陵是唐高宗的陵墓。大周女皇帝武则天退位后，又以皇后身份被合葬在此。汉制，皇后多同陵而不合葬。魏晋以降，始有合葬者。高宗先武则天，“其玄宫以石为门，铁铜其缝”，其牢固程度可知。故当时给事中严善思反对再打开墓门，而主张另营安葬，以安神道，但为中宗所拒绝。温韬大发唐陵，“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唐陵也恢复了汉的陵寝制度。“凡诸帝升遐，宫人无子者悉遣指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栉，治衾枕，事如事生。”（《资治通鉴》卷二四九胡注引宋白日）诸陵皆栽柏以环之，柏城四面各三里，其内不得另有安葬，（同上卷二二九胡注引宋白日）而功臣密戚请陪陵葬者听之。（同上卷一九五）大行安葬的这天，被称为忌日，一般在三日内不得举乐。行香、饭僧都是佛教的仪式。国忌行香起于后魏；江左齐梁问，每燃香熏手，或以香末散行，谓之行香。（《云麓漫钞》卷三）饭僧则起于石晋。唐制：“二月八日、及生日、忌日，公卿朝拜诸陵。又有忌日行香于京城宫观，天下诸司，亦于国忌行香，至宋犹有宫观行香之礼，外州不同也。”（《毂山笔麈》卷一）在行香时，复禁食酒肉。

元代的陵制完全保存蒙古旧俗。据十二世纪初到过蒙古草地的西欧教士加宾尼报导：“至于埋葬他们的首领，则他们有一种不同的方法。他们秘密地到空旷地方去，在那里他们把草、根和地上的一切东西移开，挖一个大坑，在这个坑的边缘，他们挖一个地下墓穴。在把尸体放人墓穴时，他们把他生前宠爱的奴隶放在尸体下面。这个奴隶在尸体下面躺着，直至他几乎快要去，这时他们就把他拖出来，让他呼吸；然后又把他放到尸体下面去，这样他们一连搞三次。如果这个奴隶幸而不，那么，他从此以后就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能够做他高兴做的任何事情，并且在他主人的帐幕里和在他主人的亲戚中成为一个重要人物。他们把人埋人墓穴时，也把上面所说的各项东西一道埋进去，恢复原来的样子，因此，以后没有人能够发现这个地点。”（《出使蒙古记》第15页）皇帝们的葬地称之为大禁地，不许有人接近。如果任何人敢走近这些墓地，被捉住就要剥光衣服，鞭打并受到严厉的虐待。根据南宋使臣的报导，“其墓无家，以马践躁，使如平地。若忒没真（铁木真，即成吉思汗）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阔逾三十里，逻骑以为卫”。（《黑鞑事略》）其棺椁，“凡宫车晏驾，棺用香楠木，中分为二，刳肖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客身而已。殓以貂皮袄、皮帽。其靴靺、系腰、盒缶本，俱以白粉皮为之。殉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匙着各一。殓迄，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舆车用白毡，青缘纳失失为帝，覆棺亦以纳失失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骑马库马一匹，以黄金饰鞍辔，笼以纳失失，谓之金灵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地，其开穴所起之土成块，依次排列之。棺既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剩土，则远置他所。送葬官三员，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致祭。三年然后返”（《元史》卷七七《祭祀志六》）。《草木子》一书则谓深埋之后，“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严，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据屠寄的说法，为了识认陵地，在陵穴覆土既平之后，便将一头幼骆驼即其地杀，以后欲祭时，则以所杀骆驼之母为导，视其踯躅悲鸣之处，则知葬所。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注）的这段记载，他注明引自《草木子》，然《草木子》一书实无此文。且皇皇大禁地，既设有守陵千户世袭奉守，复建有影堂以供祖奠，元时起辇谷之地，世为诸帝之葬所，确切无疑，岂有失其所在之理？且杀骆驼之说，清代始有之，其妄可知，因此是不可信的。

上述记载皆不言元皇陵有殉葬制度。李乐《见闻杂记》且直谓“其君后崩逝，不用殉葬，不陈祭器，不作山陵”（卷二）。然波斯史料的说法则完全不同。术外尼《世界征服者史》说成吉思汗，以美女四十名殉葬。（第一册，第189页）瓦撒夫记伊利汗国主旭烈兀（忽必烈之弟）之葬，“依蒙古旧例，掷黄金宝石于墓中，以幼年美女盛饰殉葬”（多桑《蒙古史》下册第140页）。以此推之，元代皇帝也应是以珍宝美女殉葬的。汉人官僚多不能参与蒙古贵族的许多仪式，对去的皇帝，只是号哭于大都北郊，送灵枢北去。陵葬制度，他们是并不清楚的。

有关明代陵墓的制度，前期的人殉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人殉在传统的汉族王朝中久已绝迹，为什么到明朝又会出现？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元朝制度的影响。《明史·礼志十二》：“英宗崩，遗命不得以官妃殉葬。”（卷五八）《国榷》引郑晓、马晋允之言，皆谓英宗停止嫔妃殉葬，是仁明圣德之盛举。（卷三三）足证明初确有人殉制度。《明史·后妃传》载：“初，太祖崩，宫人多从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若张凤、李衡、赵福、张壁、汪宾诸家，皆自锦衣卫所试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带俸世袭，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二宗亦皆用殉。景宗以王薨，犹用其制，盖当时王府皆然。至英宗遗诏，始罢之。”（卷一一三）宣宗的惠妃何氏、贤妃赵氏、惠妃吴氏、淑妃焦氏、敬妃曹氏、顺妃徐氏、丽妃袁氏、淑妃诸氏、充妃李氏、成妃何氏都是随宣宗殉葬的枉鬼。其册文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当明成祖时，高丽使者正在北京，躬逢丧礼大典。在出殡的前晚，殉葬的三十余名嫔妃由太子出面，邀请她们赴宴践别。在亡来临的极度哀痛凄切中，自然谁也顾不了丰盛别宴上的珍肴佳味，而是哭声震殿阁。殿堂中早已悬好白绫，下面是踏脚的小木床。她们一个个迫于圣命，登上小木床，以白绫系颈。也有不愿自缢的人。于是太监们就强行动手，将她绞。宫妃高丽人韩氏，哭着哀求太子，说：我母亲年纪老，希望能把她送回国去。同时哭着对她的乳母金黑说：“娘，吾去！娘，吾去！”话音未绝，踏足的小木床已被太监们蹬翻。宣宗的殉人中，有凤阳人郭爱，入宫才二十一天。她在绝命前写了一首诗，哀惋备至。诗云：“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惭予之失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明史》卷一一三《后妃传一》）英宗这个皇帝，一生无什么善绩可言，但在前良心发现，召儿子宪宗说：“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后世无复为。”遂为定制（《否泰录》）。殉葬的妃嫔遗体，并不入陵，而是在陵区另行井葬的。

明清两代的青砖墓都有些什么陪葬品？一般都放在棺椁的什么位置？

□绣梦弘扬□9级2011-06-07 明清的墓会在墓室南北方向挖出侧室集中堆放陪葬品，大部分明清青砖墓的陪葬品主要都是陶器，瓷器也多，然后是字画，这些都会在侧室，少数会放在棺椁周围。其次是金银器（主要是墓主人生时常用的金银器），都会放在棺椁里。铁器少见。青铜器只能是些日常小型用具，比如灯、镜、壶等等，也在侧室或棺椁周围。而像大一点的鼎、钟那样的青铜器是重器，汉代以后就很少会陪葬大型青铜器了，而且贵族以下阶级的墓穴陪葬这个是僭越礼制，在元代和明代是会被拖出来鞭尸扬灰的，严重点的判你个大逆不道满门抄斩都行

中国的礼仪教育！！！

丧礼

有关历代帝王的丧礼，历代文献有极丰富的记载，从秦朝至清朝，皇帝及皇室成员的丧葬情况，越来越复杂和排场，礼典备载，汗牛充栋。限于篇幅，只选择封建社会晚期的两个王朝——明、清时期的帝王丧葬之礼，作一典型进行说明和归纳，用以代表整个封建时期的帝王丧礼情况。 </P><P>明代皇帝丧礼，又称为大丧礼。整个治丧过程，可分为遗诏、部议和仪注三大部分。

清朝的皇帝丧仪，基本上沿袭了明制，但又结合了满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和古代典礼中的制度。

皇帝驾崩的当天，将卤簿、大驾全部设齐。

大殓后，将大行皇帝的梓宫放在乾清官王、贝勒、贝子、公、公主、福晋等高级贵族人员各自回家进行斋戒，政府各部院大臣和官员要到本衙门宿舍中集体住宿斋戒，不许回家。至于散闲官员，则齐集于午门斋戒住宿。 斋戒期满以后， 王以下文武官员不准作乐，禁止丧服嫁娶活动。在京的军民百姓要在二十七天中摘冠缨、服素缟，一个月内不准嫁娶，一百天内不准作乐(即任何形式的文化娱乐活动；主要是指文艺表演)，四十九天内不准屠宰，二十七天不准搞祈祷和报祭。服未除前，文件票拟用蓝笔，文件一律用蓝色油墨印刷。京城自大丧之日始，各寺、观鸣钟三万次。 第二天，要在天安门前举行颁遗诏仪式。

葬礼

远古时代，殡葬极为简易，陵无坟丘建制。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些先祖的葬地也就在人们的头脑中泯灭了。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人们为了纪念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做出贡献的许多英雄人物，则根据传说附会建筑许多纪念性的陵墓和陵庙，如河南推田的大吴(伏羲)陵、陕西黄陵的黄帝陵、湖南{需阝}县的炎帝陵、山东曲阜的少昊陵、河北高阳的颛顼陵、山西临汾的尧陵湖南宁远的舜陵、浙江绍兴的禹陵等等，帝王陵墓的出现，大约在战国中期。但由于当时诸侯割据争雄，人力物力分散，陵墓都较狭小，未见有陵园建筑。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秦始皇陵在今陕西临潼，原名“丽山”或“骊山”，前后修建了四十年，这种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为帝王修筑宏伟陵墓，以体现封建皇权威严的做法，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只有元代皇帝后深埋，然后纵使万马奔腾，消灭地面上的一切痕迹，使确切葬处成为永久的秘密，这是遵照蒙古习俗，当系例外。此外，唐代埋葬帝王多因山为陵，不另起大型坟堆，高大的封土堆原本是山的象征，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还可考见或保存的帝王后妃陵墓尚多，比较著名的有秦始皇陵、汉高祖长陵、汉文帝霸陵、汉武帝茂陵、汉光武帝原陵、蜀先主刘备惠陵、北魏文明太后永固陵、文景帝修安陵、梁武帝修陵、陈宣帝显宁陵、隋炀帝陵、唐太宗昭陵、唐高宗和武则天乾陵、唐玄宗泰陵、杨贵妃墓、前蜀高祖永陵、南唐二陵、北宋八陵、南宋六陵、辽太祖祖陵、西夏王陵、金太祖陵、成吉思汗陵、明中都皇陵、明太祖孝陵、明成祖长陵、明神宗定陵明思宗思陵、清初三陵、清东陵、清西陵、乾隆容妃墓、光绪珍妃墓等。

觐见礼

1．诸侯朝觐仪。两汉时，同姓诸侯王来朝，天子往往以家人之礼相待，甚至宴饮言谈时都不太讲究君臣礼数。以后晋武帝泰始年间始规定，诸侯王每三岁一朝，朝礼皆执璧。

2．百官朝见仪。

其一，臣下见君长之礼，为稽首，顿首五拜。意思是先拜手稽首，再四拜一叩头成礼。百官见东宫太子或亲王时，行稽首四拜礼。

其二，在京的文武百官如遇告假或出使，都要来皇宫辞行。

其三，国家重臣，特别是那些方面大员来京朝见，鸿胪寺应优先立即带其进见皇帝。

其四，文官四品以上以及翰林院学士、尚宝司、六科部给事中、武官公侯伯都督以及附马、仪宾、锦衣卫指挥等官，患病超过三日者，都要身着公服到午门外行朝见礼。若大臣中有蒙皇上遣医调治、并赐物慰问以及大臣考满有赐者均在行礼后还得面谢皇帝。

其五，文武百官出入朝门时，各照品秩高低表示逊敬。凡一品以下的官员遇着公、侯、驸马等人，应加以敬礼，立要旁立，行则后从；凡三四品官见到一品官的时候，应行逊礼，走和站立都必须在一品官的身后；五品以下的官员仿此类推。除有宣召，一律不许出现僭越失礼的现象。

其六，百官入朝门时，必须拱手端行，威仪整肃，不许私下与人客套寒暄与行礼，不准喧哗、吐痰以及一切不敬行为。入朝后，皇帝升座以后，任何人不得出声、谈笑、指指点点、东张西望。

其七，百官入朝行礼和退朝下班时，一律按文官在东、武官在西的原则，不许径直穿越御道东西行走。如在奉天门或午门行朝礼，有正当理由必须东西横向行走者，也务必要退到金水桥以南，才能通过。

其八，大臣入朝，不管是立还是坐，不许面朝南方。违者以僭逆论罪。

其九，臣下百官，任何人不淮在皇宫中道和五道上行走。

其十，所有正殿正门的中三道台阶，除皇帝一人外，任何人不得行走践踏。

其十一，百官朝参时，遇有皇帝圣谕教训时，必须专心致志，拱听分明。

其十二，与皇帝会面，有时也蒙赐坐。

其十三，被赐坐的官员们，如遇有另外的官员向皇帝奏事时，必须起立，等奏事完毕才能重新落座，不许倨坐失仪。

还有太子见皇帝，有皇帝见太上皇和太后，有皇后、妃嫔见皇帝，有宫中侍从婢朴见主子等各种见面礼仪不胜枚举。

婚礼

《五礼通考》曾说，自后齐以来，不管天子庶民，婚礼“一曰纳采，二曰向名，三曰纳吉，四曰纳征，五曰请期，六曰亲迎。”

这就是古代婚礼所分的六个阶段，俗称“六礼”。分述如次：

一、纳采：这是议婚的第一阶段，男方请媒提亲后，女方同意议婚，男方备礼去女家求婚，礼物是雁，雁一律要活的。为何用雁?雁为候鸟，取象征顺乎阴阳之意，后来又发展了新意，说雁失配偶，终生不再成双，取其忠贞。 </P><P>二、问名：是求婚后，托媒人请问女方出生年月日和姓名，准备合婚的仪式。?

三、纳吉：是把问名后占卜合婚的好消息再通知女方的仪礼。又叫“订盟”。这是订婚阶段的主要仪礼。古俗，照例要用雁，作为婚事已定的信物。后发展到用戒指、首饰、彩绸、礼饼、礼香烛、甚至羊猪等，故又称送定或定聘。

四、纳征：是订盟后，男家将聘礼送往女家，是成婚阶段的仪礼。这项成婚礼又俗称完聘或大聘、过大礼等。后来，这项仪式还采取了回礼的做法，将聘礼中食品的一部或全部退还；或受聘后，将女家赠男方的衣帽鞋袜作为回礼。聘礼的多少及物品名称多取吉祥如意的含意，数目取双忌单。

五、请期：送完聘礼后，选择结婚日期， 备礼到女家，征得同意时的仪式。古俗照例用雁，礼品一般从简，请期礼往往和过聘礼结合起来，随过大礼同时决定婚期。

六、亲迎：就是新婿亲往女家迎聚的仪式。这项仪礼往往被看做婚礼的主要程序，而前五项则当成议婚、订婚等过渡性礼仪。这些形式中有一部分出于社交关系的需要，如女家的“添妆”，到男家时的“开揖”、“闹洞房”等，都是确立社会关系的仪礼。纯属亲迎部分的仪式，一般用花轿，分双顶或单顶，扶亲妇上轿的“送亲嫂”，陪新郎至女家接人的“迎亲客”，都各有要求，起轿、回车马、迎轿、下轿、祭拜天地、行合欢礼、入洞房……每一过程又都有几种到十几种形式，大多表示祝吉驱邪。亲迎的季节，一般选在春天，州以农立，适逢农闲，丰收为是，正好婚配。 </P><P>婚嫁“六礼”过后，进入过渡期，新妇回娘家的“归宁”，一直到新妇进入育产期，第二代再行诞生礼。从此，婚礼只作为一种家庆纪念日，按周年庆贺(满一个“花甲”举行隆重庆贺仪式，叫办重婚酒)，年年值庆，直至终年。在国外，结婚二十五年做银婚礼。结婚五十年做金婚礼。这些都是婚礼的追忆仪式了 .

颁诏仪与上表仪

1)颁诏仪。颁布诏令，包括皇帝或太后等发布法令和文浩时的仪式。帝王诏令的种类很多，主要有传位诏、即位诏、改元诏、加冠诏、出阁诏、赐确诏、礼仪诏、巡幸诏、南郊诏、北郊诏、封掸诏、谒庙诏、附庙诏、附葬诏、赠诏、痊复诏、籍田诏、贬责诏、废黜诏、降黜诏、遗诏、上尊号诏、里太子纳妃诏、命皇太子监国语、皇长子降生诏、召皇太子临朋听政诏、出宫人诏、罪己诏、复辟诏、退位诏等等。各种诏令均有自己特定的内容，如传位诏是皇位继承性质的诏书，是指皇帝在生前将皇位传给新君时所颁布的诏书；即位诏则是皇王即位时向天下臣民颁布的文书，又叫“即位册文”。诏书的内容各不相同，此处不拟一一陈述，只是将颁布诏书的一些共同的仪式作一简单介绍。 </P><P>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首次制定颁诏仪。在奉天殿设立御座，在殿东设一宝案，殿内有乐队，准备演奏中和韵乐，大乐则在午门和承天门外。承天门上设宣读案，面朝西南方向。清晨，校尉擎着云盖，站在殿内帘前，百官朝服在承天门外立班，公、侯则立于午门外，俱东西相向。皇帝身着皮弃服，升殿。其仪如朝仪。礼部官捧着诏书来到案前，加盖国望，将诏书置于云盖中。校尉举着云盖；由殿东门出去。门外大乐齐奏，举诏的校尉由奉天门到金水桥南的午门外，公侯作前导，迎至承天门上。礼官鸣赞，唱排班，文武官各就位，乐声再起，全体四拜，乐止。宣读官和展读官升案，称“有制”，众官闻声齐刷刷跪下。礼部官捧诏书交给宣读官，宣读完毕后，将诏书交礼部官放在云盖中。司仪官赞道：“俯伏。”众官俯伏行礼；叫“平身!”方起身复原位，四拜，乐止。文武百官又舞蹈，三呼万岁，又四拜。仪礼司宣布：“礼毕！皇帝乃起驾离殿，礼部官把诏书捧着，交给使者，百官乃告退。 </P><P>明亮靖六年(1527年)对颁诏仪进行了若干修改。由鸿炉官设宝案，锦衣卫设云盖盘于奉天殿里的东侧，另在承天门上设一云盘，在午门外设一彩桥，宣读案也设在承天门上。百官人丹探侍立，皇帝冕服升坐，翰林院官员捧诏书在御座前东部立。百官入班，四拜，出至承天门外。颁诏仪式正式开始，翰林院官将诏书授予礼部官，礼部官将诏书捧置云盘案上，云盖由校尉举着，一行人从殿东门出，至午门外将诏书放在彩轿内。公、侯、伯三品以上官为前导。迎诏至承天门上，宣读赞拜，则与洪武年间的仪式一样了。宣读完毕，礼部官捧诏书授锦衣卫官，放在云匣中，用彩绳把云匣绑在龙竿，从承天门上降下。门下的礼部官接过降下的诏书，放在龙亭内，敲锣打鼓地护送到礼部，交给使者颁行。

上面介绍的是颁诏仪式，那迎接诏书有什么仪式呢?洪武年间对这一环节也有礼文规定。凡遣使开读诏敕，接诏的部门要备好龙亭，仪仗、鼓乐，出墙郭迎接。送诏书的使者下马，奉诏书放在龙亭中，向南而立，接诏部门的官员穿好朝服行五拜礼。然后，众官员及乐队为前导，使者上马

随龙亭后，一起来到公廨衙门。众官先进门，按文东武西的原则在大厅排立好，候龙亭进门。龙亭一到，行四拜礼。使者进屋后，从龙亭中把诏书交给展读宫，展读宫跪着接过，走到开读案前宣读诏书。读罢，将诏书棒

还朝使，仍故人龙亭中。众官四拜，舞蹈山呼，又四拜而礼毕。该部门首 长走到龙亭前，跪问皇躬万福，朝廷使者鞠躬答道：“圣躬万福。”众官退

散，换下朝服，穿官服出来会见和招待使者，见面时双方行两拜礼。

凡是朝廷使者送达诏书的途中，无论是官员、士兵，还是百姓，遇见后应立即在路旁俯伏，等送诏队伍过后，方能起身。

以上是颁诏接诏仪式之大概。皇帝下达的命令，除诏书外，还有其他形式，如救符、丹符、制喻、手诏等，这些文件的传达，多数不公开进行，所以也就没有大张旗鼓的仪式了。

清代，诏书先用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后改为满、汉两种文字。在太和殿内设黄盖、云盘、诏案、黄案；在午门外备龙亭、香亭；在天安门上的楼雉口中预制一个朵云金风，东部筑一座宣诏台。内阁学士捧诏加印国玺，铺于黄案。皇帝入太和殿，王公大臣行礼毕，由大学士捧诏书交给殿槽下的礼部尚书，尚书跪接，陈设在丹陛的诏案上。行礼后，将诏书放入云盘，盖上黄盖，礼部宫举着云盘从中路出太和门，百官从行到午门外，将云盘放入龙亭。龙亭来到天安门外的桥南，取出云盘放在高台的黄案上，文武官按品级排队向北站立，宣读宫走上宣诏台朝西立，众官跪听宣诏先宣读满文，后读汉文，读罢，众官行三跪九叩礼。奉诏官用朵云装上诏书，系以彩绳，从天安门楼上的金风口中吊降下来，礼部官在城楼下接过朵云诏书，仍放进龙亭。拱卫龙亭出大清门，去礼部。礼部尚书率属下望阙(宫廷)列拜香案，行迎接诏书礼。礼部迎到诏书后，用黄字誊抄付印，颁行各省

。

2)上表仪。这里所谓上表，不仅包括表，还有笺、奏章、疏、封事、题本、书、牒等文种。关于各种文体的写法和体裁，属于文章学或文体学的探讨范围，此处只就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向天子或太后进上言论时的一些礼仪，作一描述，至于上奏的不同文体格式，只是在涉及礼仪内容时附带说明。我们鉴于明朝的礼仪具有上承唐宋，下启满清的特点，它的典章制度富有极显著的汉民族封建王朝的典型意义，放下面仍以明朝上表仪式为例，加以概述。

宋朝的群臣上表仪，大致情况是：守宫设次于朝堂，文官在东，武官在西，相对为首；设中书令位于群臣之北。礼部官举表案入，引中书令出列，就南面而立。礼部郎中将表交给中书令，中书令奉表上奏皇帝。凡遇大朝仪时，宰相率文武群臣和诸军将校、各国部落首领、道士和尚、民间耆老等到东上阁门去拜表，知表官将表跪交宰相，宰相再跪交给阁门使，阁门使交给通进司，通进司交给皇帝。宋代群臣上表时，必须有一名要臣作为“表首”，即上表的领头人，有的认为太子三师应为表首，有的则认为表首理当仆射充任，最后决定以仆射为表首，因为他是百僚师长，百官之本。

明朝上表，分多种形式，有进表笺仪，进玉牒仪，进书仪，上贺表仪，上谢恩表仪等等，十分详细具体。首先谈谈进表笺仪。

明初定制，凡王府遇正旦、冬至、圣诞等三大节，先期作好陈设准备，准备就绪后，藩王冕服就位四拜，到香案前跪下，进表后，复位，四拜，三舞蹈，三呼万岁，再四拜。其属官也穿朝服，随班行礼。如果是进皇后表，除不舞蹈、山呼卜仪式相同；如进皇太子表，王穿皮弁服，行人拜礼。

各衙门，百官上表笺，只有规定，无仪式，洪武间定，进表前一天，在衙门、公廨附近街道结彩，官员在本衙门内斋休宿歇。进表当日清晨，在庭中设一龙亭，在露台设仪仗和鼓乐，龙亭前放一张表笺案，案前设一香案，龙亭东为进表笺官之位。鼓初严，各官穿好朝服，次严，首长到香案前，盖官印于表上，把表置于表案，然后退立幕次。鼓三严，各官入班，四拜，首长到香案前，赞官叫“跪”，众官皆跪，一执事官将表笺跪交首长，首长跪交给进表官，进表官跪接过来，放入龙亭中。首长回位，各官四拜，三舞蹈，三呼，四拜。锣鼓前引，仪仗队其次，鼓乐再后，百官跟着，百官之后是进 表官和龙亭。来到郊外，把龙亭面朝南，仪仗鼓乐如前面所述的排列，文武官侍立，首长从龙亭中取出表笺，交给进表官，进表官在马上接过表，策 马奔京师皇宫而去，众官返回。

明朝规定了进表上表的数量、上达程序和日期等。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皇帝生日，京城以外五品以上衙门，只进表文一道；正旦、冬至、上皇帝表文、中宫笺、东宫笺文各一道。地方省一级衙门，其表笺遣使

送交礼部。各州的表笺先交给府，各府再上交布政司，布政司最后再送礼 部，礼部将全国各地进的表笺，作一分类目录，向皇宫帝、后、太子们汇报， 并呈上所有的表笺。

说者谓教会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忽然发生内部的争端，为着礼仪问题而各执一辞，使教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可谓非教会的不幸。其实这问题的起源，在耶稣会初入中国时，即已开端。耶稣会士利玛窦，为了便于推行教道的缘故，处处谋迎合中国固有风俗习惯，所以他最初便穿着和尚服装，以为可以借此不受中国人歧视,及至以后知道和尚并不为社会所重视，乃改为儒者的装束。在利玛窦以为凡不妨碍基督教本根信仰的各种习惯，不妨予以迁就。所以他在God的称谓上，与尊孔祭祖的问题上，都不十分固执。因为那时候，基督教初入中国，对于宗教上应用的名词，一时很难决定。God之名，起初便译音而为陡斯(Deus)，因为找不到一个新的适当名词。从前回教、犹太教、景教......等对于这点都感困难。所以利玛窦起初用『天主』二字。后他从中国古书中，看见天或上帝的名称，是中国古圣贤用来指天地的主宰的，于是改变初志，便用天或上帝而不用天主了。后来又读到朱熹对天的解释，说天不过是一种义理：即上帝亦不必是独一的天地主宰。他又以天主或上帝并用。这便引起了后来的争论，即有一派人主张只许用天主，而不能用天与上帝之称。而耶稣会士一派以为三名不妨并用，因为中国古人曾以此解作天地主宰。这问题辩论得非常利害。后来更正教中在翻译圣经上也会经发生同样的讨论，有主张用神字代替上帝的。直到现在有些圣经封面上还是注出『神』或『上帝』字样，表明这书里把GOd译作『神』字的或译作『上帝』,不过没有像天主教当时那样的严重罢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祭祖敬孔，是否有罪？基督徒是否绝对不能参加？在这种礼节中是否含有宗教的意味？或者传教士虽认为有罪，而基督徒仍可以凭良心的裁断？因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民众习惯，一旦欲完全把它排斥，势必在传教工作上将受莫大的阻力，一般人将以督教为破坏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家观念了。利玛窦对于这个问题，曾经采取一种折衷办法，以为基督徒认这不过是一种礼节，表示敬仰与孝思而已，不妨任他奉行，这原是一种不得已的从权办法。但当时已有耶稣会士加以反对，像龙华民等，曾经禁止祭祖拜孔，以为这与佛道讲宗的拜偶像无异，大有背于天主教教义的。

第三，关于一部分零碎问题，如：民问出会迎神等举动，基督徒应不应输钱与参加？或者一个基督徒，他的祖宗是非基督徒，是不是适用基督教的仪式？或者牧师为妇人施行洗礼，能否免去那些在中国习惯上所认为不甚合适的礼节?这一些小问题，是与上述问题有连带的关系，是附属的，而不是主要的。所以成为这次论争中的中心问题的，还是第一第二两点。教会在十七世纪外来的压迫，既然减少，而内部便起了争论。结果，从两派不同的意见，变为派别间的嫉妒，更影响到国际方面。不但在远东的传教士，都参与两方面的阵线，即欧洲教会亦因此而有剧烈的辩论。

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大部分是拥护利玛窦的主张，而多明尼与方济各会人，大都站在反对的地位。一六三一年时有多明尼会士到福建传道，他看见耶稣会士容任祭祖敬孔的事，便大不以为然。就连合方济各派，把这个问题禀告到马尼刺(Manila菲律宾首邑)总主教，总主教又把这禀告送到罗马教皇迁尔朋第八，这是一六三五年的事。一方面由教皇派员调查，而一方面耶稣会士向教皇辩诉，到一六三八年，遂由总主教撤回其诉状。

多明尼会士有名马拉来斯(Morales)的，从一六三三年来到中国，一六三七年被迫离开中国。他对耶稣会开始就反对。到了欧洲以后，在一六四三年，把这情形告诉宣教会，提出十七条问题对耶稣会攻击。内中有几条比较重要的，如：

传教士在给妇女施洗时，是不是可以取消涂油礼？

是不是可以准许中国人出百分之三十的利息，靠放债过活的人做基督徒？既做基督徒后，是否仍旧可以继续这种职业？

基督徒是否可以捐钱给迎神赛会等迷信事情?国家举行祭祀时，基督徒是否可以参加此种仪式？基督徒可否参加祀孔典礼或其他葬礼？基督徒是否可称孔子为神？在礼拜堂可否置『万岁』一类的碑文或匾额？

经宣教会讨论的结果，并呈请教皇依诺增爵第七的同意，于一六四五年九月十二日发表一道禁止的命令。在这命令中声明此项禁止，在未有别项决议前，须暂时遵守。而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对于这决议，自然非常惊奇，决定向当局陈述他们这方面的意见。于是在一六五一年派了一代表，就是卫匡国神甫(Martini)到罗马去解释。他们认为马拉来斯对于他们的制度，不曾有正确的了解。迨一六五四年卫氏到了罗马，把耶稣会一方面的陈述送交『异教徒裁判所』，经过相当的考虑，由教皇亚历山大第七裁定，准许耶稣会照他们的意见去做，让基督徒自己决定这范围内的事，无论含有迷信的礼节与丧礼等事，只要不妨害他们根本的信仰，均可自由参加。这是一六五六年的命令，表面上好像与一六四五年的命令冲突的，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性质，并没有绝对肯定的话。多明尼会对于第一次命令，本来已经不很满意，马拉来斯曾经提出了责问。这时候马氏已去世，同会就有鲍郎高(Palanco)继马氏而起，向教廷询问：是否取消一六四五年的法令？等到一六六九年教皇格来孟第九答覆他一道公文，说两个法令，在依照环境情形下都当遵守，这似乎是使耶稣会得了点胜利。

当第二次教难发生，各省教士都被禁押在广州，包括耶稣会、多明尼会、方济各会人员,其问以耶稣会人数为最多，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机会。他们用了四十天工夫，充分讨论着教会各方面的问题，共同议决了四十二个问题，中间有一条『当遵守一六五六年法令』。当议决时，与议诸教士一一签押遵守。而多明尼会有名那槐来脱(Navarrette)的不能同意，潜逃至澳门，又乘船回到欧洲。他在欧洲发表了些著作，大大地攻击耶稣会，所以当时的耶稣会不但天主教中攻击他，就是欧洲的更正教也攻击他。不过在中国的情形却两样，所有的方济各会奥斯定会人大都附和着耶稣会，即站在反对地位的多明尼会中，也有替利玛窦当时的境地而辩护的。只有那位福建主教名叫满家乐(Maigrot)，他是大不满意于耶稣会的制度，也有些耶稣会中的法国人，与满氏表同情。那位满主教曾经公布了一条命令，禁止应用耶稣会制度，不许称天主为天或上帝，也不准在礼拜堂里悬挂写『青天』字样的匾额，以为一六五六年教皇的法令，在良心上没有遵守的责任，指斥卫匡国所呈诉的理由毫无根据,所以绝对不允许教友可以自由祀孔与祭祖。因为若不把这些异端从礼拜堂中除掉，便不能使教友们专心崇拜上帝，传教士更不能把基督的道理去牵合中国古书里的教训，应当注意到基督教所称的God，乃是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为了要实行这道命令的缘故，用断然的手段开除了两个耶稣会信徒，于是激起了耶稣会会众的反响，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他因此派了两位教士，名叫管末南尔(Guemener)与雅尔马(Charmot)到欧洲去把这问题请求教皇依诺增爵第十二重新审查。一六九七年教皇把原案交付『异教徒裁判所』研究。这问题又变成了宗教界极有兴趣的辩论，一时出版许多辩论的书籍。有一位更正教的哲学家名叫莱伯尼志(Leibniz)，也替耶稣会著了一篇辩护书。直到一七○○O年巴黎大学神学系教授发表宣言，不赞成耶稣会的主张，并且批评耶稣会方面的书籍，才转移了一般人的目光。

这问题既在欧洲闹得满城风雨，教廷便组织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委员会中，没有耶稣会多明尼会人参与其间，以期有公允的解决。而此时在中国的耶稣会士，适有把『祭祖与祀孔是否含有宗教性质』的问题去请问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便于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宣言，说中国的祭祖祀孔，不过是一种崇敬的礼节，纪念其过去的善行，并没有宗教性质。然在反对耶稣会的人，更得了一种借口，说关于教会的事，不请求教廷解决，反而去请求教外皇帝决定，实在不当。这实足以挑起教皇对耶稣会的恶感。到一七○四年『异教徒裁判所』印成一件公文，得教皇格来孟第十一(Clement XI)的批准，于十一月二十日公布，其条文有：禁止以『天或上帝』称天主。

禁止礼拜堂里悬挂有『青天』字样的匾额。禁止基督徒祀孔与祭祖。

禁止牌位上有灵魂等字样。教廷因欲推行这公文，第恐发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就决定派一个特别代表，来调停东方的争端。因为当时在印度马拉巴(Malaber)也有同样的事件发生，所以这个代表，必须要灵敏强干，不但要使教士和当地教徒满意，并且希望中国能谅解到教皇的法令。负着这样重大使令的人选，一时很难获得，最后乃决派多罗(Charles Maillard de Tournon)主教带着这道法令到中国 来。先到了印度，预备在那里解决马拉巴的争执，结果，给匍萄牙主教与耶稣会人反对，没有什发效能。乃在一七○五年四月到了广州，十二月四日到了北京。耶稣会里的匍萄牙人，对于他的委任，根本起了怀疑，因为那些传教士费了一生的精力在中国做工，建造起许多房子，现在被一个年青的并不懂得中国情形的人来辖制，当然不能表示十分的服从。康熙帝起初很以优礼相待，后来这位青年的代表，与皇帝的观念站在反对的地位，对于康熙前此所发出的谕旨，不能略为迁就，使康熙大大地不悦，乃下逐客令，命其速离京师。多罗不得已离开北京，到达南京。于是康熙帝便在一七○六年十二月间发出一道上谕，说明凡传教士非领得朝廷准予传教的印票，及许可服从中国的礼仪的，不准在中国传教。

多罗主教听到了这个命令，他想到自己所负的使命，便在南京宣布的教皇的命令，并且加上自已的解释，谴责那些用上帝和天的称呼与那些牌位表示阴云的。并且说凡违反这种禁令的，必须赶出教会；这显然与康熙皇帝反对了，因此，有些法国教士，因为不服从康熙帝的命令，被驱逐出境。惟有多数的奥斯定和耶稣会人，接受皇帝的话，不过他们很希望将来去请求教皇，修改多罗的宣言。康熙帝因为多罗的反抗，就把他送到澳门看管起来，一面由耶稣会的提议选派两教士到罗马去申说，希望对于多罗在南京的宣言与一七○四年的法令有所变更。多罗既监禁在澳门，澳门的主教对于他也发生了反抗，但是多罗仍旧行使他